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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魂断罗湖桥----杨恒均
五一期间，朋友相约到香港玩，但终因电视上报道的罗湖海关的拥挤而作罢。电视画面上过关的人流排队排到罗湖桥上，让我有机会能够借着摄像镜头细细打量罗湖桥。
罗湖桥是连接香港和深圳的一个小桥梁，桥的两边分别是香港和深圳海关，分别由香港警察和大陆公安把守，桥分上下两层，从香港进入深圳走上面一层，从深圳进入香港通过下层的桥。
香港是1840年鸦片战争时，清政府在英帝国主义枪炮胁迫下，被迫割让给英国的人的。教科书上声称，割让香港给英国人标志着中国近代屈辱历史的开始。1949年敏感字眼夺取中国大陆的政权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并没有派兵抢回香港和澳门，这件事和韩战爆发阻止了解放军攻占台湾一事加一起，形成了建国后的两岸三地政治版图。
改革开放伊始，一位老头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划了一个圈，成立了深圳经济特区。当时的我孤陋寡闻，以为经济特区和战区差不多，是为了对付英帝国主义占领的香港而设。
1992年，这位老头再次来到深圳特区，讲了几句话，结果十二亿中国人继续在这几句话的指引下摸着石头走向未来。
就是在这一年，我被政府派到香港一家中资旅游公司任部门主管。这之前出国公干时，我两次经过香港，但都是匆匆而过。这次我是来工作，是要长期住在香港的。当时中资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做生意，但其领导干部几乎都有“维护香港稳定繁荣、确保香港顺利回归”的不言而喻的任务。我是学习国际关系的，又有扎实的英语基础，加上工作后表现不错，很快入党和提干，使得我在年轻人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二十多岁就驻外的机会。
一到香港我就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当时在国内的工资只有不到两百元，一到香港就拿到将近一万元的工资。不久我还发现，除了我和其他一些真正干事（做生意）的专业人员和中级主管外，从大陆外派出来的中资机构的领导干部几乎都是清一色的高干子弟，或者和各省高级干部沾亲带故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由于大量的中资机构进驻香港，使得香港配给大陆中资机构工作人员的工作签证名额供不应求，轮到我这个级别的干部过去时，只能持多次往返签证。多次往返签证就象现在的通行证，持此签证的人在香港住满十五天时必须出境一次，以便重新进入时再次得到停留十五天的停留签证。当时离香港最近的处境地是澳门和深圳。到澳门的船票贵一些，深圳不但火车票便宜，而且过去后的消费也相对较低。
就这样我和连接深圳与香港的罗湖桥结下了不解之缘。回顾我前后在香港工作的四年时间里，虽然见证了“香港之死”和香港移民潮、中英争拗、两地经济大发展以及香港回归，可到头来，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竟然是那座小桥——就是我平均每个月都要来回两次的罗湖桥。
至今我还记得第一次、第二次踏过罗湖桥的情景，我仿佛还能够听到每一次走过罗湖桥时自己的脚步声和心跳声，罗湖桥周末拥挤的人流至今还历历在目——
记得开始的那些日子，每次踏上罗湖桥都有一种新鲜感，特别是看到身边提着大包小包匆匆而过的香港居民（当时深圳居民出入境还不是那么方便），我都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想到香港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一百五十多年屈辱的历史最终将要划上句号，而我不但将见证历史，而且还或多或少地参与其中，我忍不住昂首阔步。当然，我心中也渐渐产生了不安，我开始感觉到罗湖桥连接的那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第二年，当我一次又一次踏上罗湖桥时，我的兴奋和自豪感渐渐消失了，我没有读很多书，也没有思考更深的问题。可是，我却凭知觉感觉到不对劲。我开始对照、思考脚下的罗湖桥连接的同一个中国的两个部分——这截然不同的这两个世界，我也开始学会敞开胸怀，试着去了解香港和香港同胞。我原以为我在认识和思考香港，其实我却是在思考我一直生活其中的大陆……
第三年，站在罗湖桥两边关卡前排队的人流中多了一个看书的小伙子，我发现小小的香港竟然拥有整个大陆都买不到和找不到的好书，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借以寻找在现实中遇到的诸多疑问的答案。那些年，我心中生出的疑问和疑惑实在太多了。香港要收回到祖国怀抱了，香港市民为什么充满恐慌？邓X小平为什么再三答应要保持香港制度不变？我生活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世界上最有优越性的政治制度吗？……我当时的想法很幼稚，但却是最真实的想法。八十年代充斥在大学校园对制度和文化的反思对我的影响有限，我这人不见棺材不流泪，一切以眼见为实。再说，从我咿哑学语就被反复不停被灌输的那些社会主义中国最伟大、全世界都在受苦受难的观念实在已经深入骨髓，不是靠一些人的演讲和几本启智的书就能动摇的。
直到今天，很多老朋友老同学和老同事会不时冒出这样一个问题，杨子，到底是什么促使了你思想上的变化？你又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
如果一定需要说个时间，我想就是在我一次次踏上连接两个世界的罗湖桥。也许我已经被教育成一种人了，但我始终认为我的本性是“从善如流，嫉恶如仇”。眼前的两个世界不可能不引起我的思考。香港是一个法制的地方，也是人民享受充分自由的地方，这里实相对行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港民安居乐业、和谐相处。这一切该归功于谁和什么呢？在感情上，我无论如何是不想把这一切归功于帝国主义英国的。而且，英殖民主义者并没有拿钱来建设香港，他们当初带来的只不过是一种有别于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殖民制度，这种制度与时俱进，演变成一种尊重人权、尊重个人自由，讲究法制，人民不但充分享受言论结社和出版自由，而且还拥有一定的监督政府的自由和权力……把这一切和罗湖桥这边的大陆相比，不用我这个深入其中的体制内干部，就算一个外人，一个文盲也能看出来，我们这里是一个缺乏人权，人民没有言论和出版自由，政府的绝对权力不受限制，每天没时每刻都在产生绝对敏感字眼……。有一段时间，我开始感到自卑和惭愧，我甚至认为，繁荣、文明的香港的存在正是中国人民至今还应该感到羞耻的标志，不是吗？当初割让香港给英国时，香港只不过是一个人烟稀少的臭港……。如今，香港人要回归祖国了，可是却忧心忡忡，弄得邓X小平不能不向人家承诺“五十年不变”——这大概也是中华民族屈辱历史的新一页，只是大陆同胞都麻木了，我们已经把自己完全交出去了，我们不但没有权力选择制度，而且也没有人会向我们承诺什么。
弹指一算，去国已经十年，可是却从来没有感觉像今天一样离祖国如此之近。
这些年，我开始以各种形式（包括写小说等）抨击北京的权力敏感字眼，抓住一切机会提倡政治改革，主张最终实行民主和自由的政治体制，有好朋友问我，我是出于什么目的。我告诉他们，我的目的和我二十年前参加工作时一模一样，我想中国变得强大，人民变得幸福和富强。
普通老百姓对外面那个“最不坏的”民主政治体制所知有限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很多精英，包括我认识的那么多华人华侨，他们都把自己的子女放在海外，可是却在那里帮着北京政府鼓噪外面的制度不适合中国，他们这些中国人倒是挺适合的。这些年，我在海外看到了一个怪现象，越是那些高调支持北京权力敏感字眼的，越是抢先加入外国国籍。还有一大怪，这些年海外华人越来越支持北京政府走那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是他们却没有一个人把自己子女送回大陆，加入中国籍。这个世界上，平均每天都有上百成千的中国人宣誓加入外国国籍，到今天还没有听说个一位华人宣布放弃外国国籍而加入中国籍的。这里包含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有政治问题，人权和民主等等。
还是说到香港，香港人在英国人的体制下过得和谐得很，这次选特首也让大陆人开了眼界。
其实，对于中国的精英，中国目前的机会（包括一夜暴富，发财，升官，甚至玩女人）确实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然而，普通老百姓呢？
精英们应该明白，他们自己也许有能力在敏感字眼和不公正的体制中靠不那么光彩或者不那么光明正大的手段爬到高位，从而用特权和损人利己的方式让自己的家人生活富裕、享有特权，但没有人有能力保证他们的子子孙孙都享受不受人欺负的人上人的特权，只有一个人民自己创造、为了人民存在和服务于人民的民主的社会制度才能保证所有的人生活在公平、合理的环境下。
1997年香港回归后的第二个月，我离开香港来到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智库任资深研究员，当时我感兴趣的是中美关系和中美核子武器政策研究。
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个决定，至今还有朋友不理解。当时我已经成功从政府部门脱出，开始在香港做生意，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和人际资源。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抛弃一切，要到一个完全陌生（甚至语言都没有完全过关）的地方去搞学术研究。我其实哪里知道什么学术研究？
可是我还是选择了这条道路，如果要找原因，大概也是因为罗湖桥，罗湖桥已经把我的魂勾去了，从那以后，我有点失魂落魄了。罗湖桥让我认识到这个世界这么大，自己的认识又是如此肤浅，我得找机会多走一些地方——不，多走还不行，不能走马观花，我要住在不同的地方，切实感受那里的一切。
很多人当然不必象我这样，他们比我聪明，也更有悟性，他们靠几本书就能认识到真理。我不同，我必须得自己去感受。你说西方的民主制度好，好在哪里？怎么个好法？我一定得自己住在那里用耳朵和眼睛去体会，用心去感受。
也只有住在那里，你才能感受到喜怒哀乐，你才能真正切实地感受到优劣，经过这样之后，你才不会成为一个“伪派”，一个平时高调之极，遇到一些挫折就垂头丧气的人。
多少年后，当我告诉朋友我当初去美国的深层原因时，几乎没有一个人相信，有些甚至认为我在编故事，还有说我“不雅用语”。向周围看看，我确实有些傻。中国人出国有各种理由，但有几个是要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为了所谓要去探索制度和思想的优劣的？再说，又有几个自费出国的人会愚蠢到一头扎进华盛顿这种政治和思想中心去搞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研究呢？
我就是这样的不雅用语 了，而且一点也不后悔，人活一辈子，不就是为了活得明白？
在我心中，罗湖桥连接的不只是香港和大陆，太平洋隔开的也不只是中国和美国，如果一个人不再孤立自己的内心，愿意在心中搭起一座桥梁，再遥远的彼岸也近在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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